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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是“大师经典系列”之一，拟定了一个针对媒介与政治体制的关联进行比较分析的框架去，全书分为《传媒的四种理论》的遗产；广播电视治理与管制中的政治平行性；共识民主与多数至上民主；新闻事业的政治和文学渊源等内容。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丹尼尔·C·哈（Daniel C.Hallin） （意大利）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 译者：陈娟 展江
丹尼尔·C·哈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学和政治学双聘教授。他著述颇多，主要围绕媒介与政治这一主题，包括媒介与战争研究、美国新闻事业专业化的历史、媒介与墨西哥的民主化过程，以及较早与曼奇尼教授对美国和意大利新闻的研究。他先前出版的专著包括《“未经新闻审查的”战争：媒介与越南》（The"Uncensored War"：The Mediaand Vietnam）和《我们令美国独占鳌头：电视新闻事业与公共领域》（WeKeep America on Top of the World：Television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Sphere）。他的文章见于《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政治传播学》（Political Communication）、《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Society）、《政治学刊》（Journal of Politics）和《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等许多刊物，并被译成多种语言。
保罗·曼奇尼意大利佩鲁贾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制度与社会系全职教授。他还任政治传播学跨校中心主任。曼奇尼教授曾任教于意大利国内外多所高校，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等。曼奇尼教授撰有多部专著，包括《易碎的体制》（Sistema Fragile），与戴维·斯旺森（DavidSwanson）共同主编的《政治、媒介与现代民主》（Politics，Media and ModernDemocracy）。曼奇尼教授还是许多刊物的通信主编。包括《欧洲传播学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闻界／政界》（Press／Politics）、《传播学评论》（The Communication Review）、《政治传播学》和《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
目录
第一章导论
为什么要进行比较研究
研究范围
《传媒的四种理论》的遗产
媒介体制模式
我们需要媒介规范理论吗
数据限制
本书计划
上编概念与模式
第二章比较媒介体制
媒介市场结构——大众报界的发展
政治平行性
广播电视治理与管制中的政治平行性
专业化
国家的角色
小结
第三章媒介体制的政治语境
与经济变量的互动
国家的角色
共识民主与多数至上民主
个人化多元主义与组织化多元主义、自由主义与法团主义
法理型权威与依侍主义
温和多元主义与极化多元主义
历史渊源
小结
第四章媒介和政治体制与差异化
三种模式的推出
差异化和去差异化
小结
中编三种模式
第五章地中海或极化多元主义模式
新闻事业的政治和文学渊源
政治平行性
公共广播电视中的政治平行性
专业化
新闻事业自治与工具化
媒介与国家
“野蛮的解除管制”
政治史、结构与文化
小结
第六章北欧／中欧或民主法团主义模式
印刷报刊的早期渊源
在市场与党派性之间
国家与媒介
公共广播电视的治理
专业化
政治平行性的衰落与持续
政治史、结构与文化
结论
第七章北大西洋或自由主义模式
自由主义与商业性大规模发行报界的发展
政治平行性
专业化
国家的角色
广播电视治理
政治史、结构与文化
结论
下编三种模式的未来
第八章趋同的力量与局限
自由主义模式的胜利
同质化的外生力量：美国化和全球新闻文化的发展
技术的角色
变革的内生力量：“现代化”、世俗化和商业化
大众媒介与世俗化
媒介体制变革：原因还是结果
商业化
商业化的后果
同质化过程中的局限性和反向趋势
差异化与去差异化
差异化与市场
差异化与国家
差异化与权力
结论
第九章结论
缩略语表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在此，回顾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1955年）中的论点是有益的。脱胎于托克维尔对美国缺少封建史的观察，哈茨认为美国没有作为欧洲政治特征的意识形态分野。自由主义从来不需要与根植于封建主义的对立的保守意识形态竞逐，而到了产业工人阶级诞生时，自由主义的主导性已经足够强大，以至于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兴起了。哈茨说：“社会主义的崛起为的是不仅与资本主义而且与封建主义残余战斗” （9页），其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并不直接产生于经济不平等的客观现实，而是基于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也有这样一条道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在其中吸收了与旧制度相联系的保守主义；两者都用基于更多关于社会秩序的有机体观点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来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当然，缺少意识形态差异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缺少政治冲突。美国内战是19世纪在全世界最血腥的战争。美国劳工史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劳工史更为暴力。近期历史也没有什么不同：43人丧生于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而4人死于1968年的法国叛乱，2人丧生于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这些政治冲突根植于与种族、阶级、地区等相联系的根本利益冲突中。一般来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甚于高福利的欧洲国家。然而，社会分野并没有体现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或体现在围绕这些意识形态而组建的政党体制中。美国的政党体制是围绕两个包罗万象型中派政党而组建的，两党都致力于一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用葛兰西的话说，“这种一成不变的、教条式的自由主义”——强烈的领导权性质的——
是助长许多最令人困惑的美国文化现象的一个秘密根源。自由主义接受最高法院不同寻常的权力及对宪法的狂热崇拜，这也是它赖以生存的基础。除了联邦制以外，如果没有全民对最终庄严载入宪法的洛克信条（Lockian creed）的接受，那么在美国一直奏效的司法审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将重要政策转到判决领域暗指事先承认这些原则必须经由法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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